关于农民法律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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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法律的调查报告1第一章调查的主要说明
1.1调查背景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与此同时，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以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
1.2调查目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19xx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普法活动，使农村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日渐式微，现代法律意识开始步入乡土社会。普法宣传以来，忠信镇村民对现代法律的了解有多少？具备如何的法律意识和素养呢？发生纠纷时，采取什么样的维权方式？为了解家乡人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状况，我于20xx年寒假期间在家乡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进行了社会实践调查。调查当前忠信镇农民法律意识的一般情况及其特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性及其方法，最后就农民相对落后的法律意识与当前法律的冲突等提出一些建议。本次调查报告以忠信镇各村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分析该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以利于提出了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思路，为解决农村问题构建良好的法律环境。
1.3调查过程
在当地镇、村干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对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上的常住人口进行了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维权方式的调查。方式主要是问卷的发放以及与村民们直接面对面的访谈，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同时，通过咨询忠信司法所、法庭、维稳中心，调阅相关案件资料，研究和探讨了目前农民在法律意识和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次调研以问卷方式对连平县忠信镇村民做调查，调查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发出并回收80份问卷，回收率是100％，其中男女比例比较平衡，大致平分，家庭背景各有代表。由此可见，此次的调查对象是比较全面的分配了男女比例和从不同家庭背景出发，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有农民、工人、村干部、其他人员。抽样发放了调查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农民40份，工人20份，村干部10份，其他人员5份；男性40人，女性40人。
（二）面谈方式。面对面访谈共访谈了10名人员，访谈对象包括农民、工人、村干部等。访谈的内容涉及教育、土地、养老保险、村民自治、法律意识、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等。
1.4调查结果（详见附件一）
调查问卷分三组共10道问题，其中，组一调查法律认识，组二调查法律现象看法，组三调查维权方式。面谈调查主要围绕农民的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看法、维权方式三大主题进行对话。
综合调查结果，初步分析，忠信村民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村民法律认识方面，例如法律功用作用、法律约束人员范围等问题，大部分人的选择正确、认识到位。但是了解法律知识渠道较为单一，电视渠道偏重。
二是看待法律现象方面，面对亲友犯罪及遭遇法律问题，选择都比较明智，可见，村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三是维权方式选择方面，调解方式和法律途径在农村地区并存，诉讼方式并不是首选，调解方式才是村（居）民最佳选择方式，过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发生纠纷时，被别人告上法庭属于正常现象，由此可见法律意识正日渐增强。
第二章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分析
2.1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不断进步，农民的法律观念和知识已经有所改观，法律意识有所提高。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恰恰证明这一点。但是通过访谈调查时，却发现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就目前农民的法律知识来看，还不能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工作跟不上农民的需求，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当他们面对纠纷或法律问题，虽然想到应该求助法律，却不知道如何应用法律去处理事情。这种只知法律大概念却不知如何应用，往往导致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调解等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农村地区仍然有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放火是犯法，但是对无证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即便常见的普通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也经常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搞混。对法律都如此陌生、容易混淆，更别说地方法规、条例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相对城市行政执法，也相对薄弱 ……此处隐藏27405个字……村基层干部进行法制培训，严格考核，并以此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要抓好农村在校学生的普法教育。孩子是农村的未来，是新农村建设未来的依靠力量，法制教育要从小抓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将普法教育纳入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课教学。三是普法的方式方法要创新。现行的法制宣传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动策划实施，农民被动接受的模式，方法单一，流于形式，鲜活度不够，不易为广大农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改进和创新农村普法的方式方法，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素质较低、认知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法制教育中改变单一的说教方式，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如采取以案说法、在农贸集市设立法律咨询点以及法制文艺演出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不至于使“送法下乡”变成简单的“送书下乡”。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传播速度快的优势，进行农村普法工作。只有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针对性，不断拓展普法工作的渠道和方式，才能增强农村普法工作的实效，真正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关于农民法律的调查报告8调查对象：村民、村干部及个体经商户
调查目的：了解农村普法现状，找出解决办法。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现场访谈
调查地点：侯寨乡所辖四个行政村
调查时间：20xx年10月11日-11月20日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特别是是当前本土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认真分析和总结。
调研中发现问题及解决办法：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国家，塑造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关于权利意识的调查：
公民意识说到底是一种权利意识──政治权利意识。
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以人身权为视角考察了村民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程度，回答情况见表1：
第一个问题要求较高，它考察村民们是否意识到了“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数为约40%，对这一点比较模糊的也有约40%，有20%村民的理解与这条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的内容恰好相反。看来村民权利意识不段提高的同时，还留有“义务法”传统的烙印。
第二个问题中，只有1%的村民选择了“听父母的”，这表明几乎所有人已经意识到当事人拥有婚姻自主权，父母再也不能包办子女的婚姻了。但66%的“看谁有道理”的答案也告诉我们：人情──这个传统社会遗留的伦理因素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还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三个问题表明绝大部分村民赞同“男女是平等的”。但约16%“各家情况不一样”的答案又一次提醒我们“人情”这个因素的重要。虽然“人情”不必然与“国法”相冲突，但不能排除冲突的可能性，好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种情况。
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当权利与权利发生冲突时，农民们会毫不犹豫的保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呢?我们的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表2是村民们给出的回答：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总体较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农民的权利意识的其他方面的状况又如何呢?
关于诉讼意识的调查：“没有救济便没有权利。”在现代社会，诉讼是救济权利、解决纠纷的最正规途径。而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一种“无讼”的社会生活，把到司法机构打官司的人视为“败类”，而把司法机构视为破坏既定和谐的不祥之物，是“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可见，人们对诉讼的认知度、评价度、参与度是反映其法律意识的重要方面。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表3是回答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侯寨乡的农民，已经不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了，有90%的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和“值得鼓励的”。同时，70%以上的人认为“打赢官司主要靠自己请求合理合法”，这表明了他们对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信任。二三两个问题表明在知识层面上，大多数村民对通过诉讼可以解决问题的范围以及刑事案件不能私了是比较了解的。但只有48.1%的人认为亲友之间借钱需要写欠条，这表明村民们保留证据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纠纷在非讼程序中得以解决的事实也是侯寨乡农民对诉讼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一般民事纠纷在诉讼开始之前，要经历基层调解(村调解主任或村长的调解)、镇调解(法律服务所或综合治理、调解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调解)、法院庭外调解三个调解过程。越溪镇法律服务所的老张不无自豪的告诉我们：去年他处理纠纷26起，只有3起最后闹上了法庭。看来，几千年传统文化烙印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息讼”观念，就连这位有着法律大专文凭的法律工作者也不能从骨子里彻底抛弃。
总结：
目前，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上述情况表明，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政府主动安排，还要民间的积极组织，既要农民主动去学，还要以案说法，通过多种形式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用法律知识武装大脑，既要使农民养成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又要使其形成人人遵守法律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实施普法下村，还要使其成为一项制度加以落实。
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也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很严重的恶性循环：由于不懂法而不用法，越不用法则更加导致了农民不去学法，不去了解法。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甚至根本了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治精神之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